27 新同学

我们男生的宿舍，是个新盖的二层楼，宽敞的门厅右手是楼梯。楼梯的上面对着二楼大厅，上楼后穿过大厅一直往前走，对面楼道两边就是宿舍。其中的三间就住着我们班的同学，每间上下铺共住八个人。我住在第一间门里边的一个上铺，两个上海男知青嘉骏和张荣是我的舍友。

开始的两天楼道里乱哄哄的，不光是行李，有人把箱子柜子都搬来了。我就把亲手做的黄菠萝箱子也运来了。我单知道火车站托运大衣柜，包装时一定要把镜子露出来，就忘了装着许多书的箱子，面对铲车也很脆弱。我把箱子外面裹了一层棉被，司机可能当成被摞了，慌慌张张铲起来就走，我站在旁边眼瞅着箱子掉在地上， “啪嚓”一声砸得我心都直哆嗦。我这嘴是个摆设吗？怎么就不敢吱一声呢。人在矮檐下，天天低着头怕惹事，三十年后，我终于活成了个没用的废物点心，我恨自己。

屋里乱，我收拾完东西到厅里站一会，那边楼道过来两个外班同学跟我打招呼，我也笑脸相对。他俩围着我笑嘻嘻地说：“来看看第一名长什么样！”我心里对自己的高考成绩并不满意，因此有些哭笑不得。但毕竟比他们高一百多分哪，又不是偷来的，看就看呗，这么一想也就心中坦然了。

同室的嘉骏，是我一生不多的可以称为好朋友的同学，他多年来给了我许多温暧和关怀。1971年11月初中毕业，他作为一名上海知青来到大兴安岭林区。他回忆说：“那时真是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，什么都不知道！”后来他被分配到大兴安岭女子架桥队当电工，吃过不少的苦。农机学院毕业后嘉骏和我一起分配到“北京内燃机总厂”。后来他下海创业，办了个机绣厂，千针几毛钱，挣了些辛苦钱，买了房和车，成了先富起来的人。

另一位上海知青张荣经历更多，他说：“69年上山下乡到大兴安岭塔丰农场，既干过农活，又干过林活，啥活都干，泥瓦匠、造房子、伐木、打枝丫、归楞（抬木头）装车（人工），连森林扑火都干了。我去的时候还是人工伐木，用弯把锯，又累又危险。73年我被推荐在哈尔滨上了两年中专。毕业后又回到大兴安岭瓦拉干储木场当电机技术员，77年考到佳木斯上大学离开了大兴安岭，在大兴安岭里断断续续总共呆了7年，那里是我的第二故乡。”回到上海，张荣跑到苏州河边买了套公寓，结果歪打正着，苏州河治理后房价陡升。苦尽甜来，他现在常常开车各地漫游，享受着快乐的退休生活。

我对面下铺的显明一直没有音讯，他来自伊春林区的工人家庭。妈妈离婚搬走的时候，他还不懂事，晃着妈妈的手说：“妈，我帮你拔锅去。”后来的日子，父子相依为命，那年父亲一缸腌了三百个咸鸭蛋，没吃完，底下的鸭蛋都成了渣子。父亲终生未再娶，把显明培养成了大学生。显明魁梧英俊，跑、跳、篮球样样都好，二胡拉得更好。他终于和住在四平的妈妈联系上了，我对他说：“让老两口复婚吧。” 显明摇摇头，苦笑道：“妈妈那里又有一大家人了。”同父的漂亮妹妹来看过显明，显明面对着自己的床放了一把椅子，请妹妹坐下，然后对妹妹说：“妹妹，我给你拉二胡听！”于是他坐在床边拉起了名曲《江河水》《病中吟》，悠雅的琴声，浸透长长的思念，这分明是显明对母亲的心声，我听出来了，妹妹也哭了。

班里比我差了快一辈的应届生小同学有好几个，他们也不容易。看到我扒飞车那一段，己华说：“你是夏天，我冬天还这样做过呢，快过年了，火车车厢里人多挤不进去，吊在车外足足40分钟。危险系数比您高一级吧。”接着他回忆了自己这次高考：“回忆我考大学时的情景，两件事印象深刻。一是初试时，在公社小学校。当年农村小学教室生炉子，一般都是每个学生轮流从家里拿柴禾和煤。正值冬天，学校已经放假，没有多余的柴禾，学校临时找点木头，但因潮湿，只冒烟不起火，呛得考生直咳嗽，所以，用雪把炉子沏灭了。而我又坐在靠窗户的位置，不巧的是，玻璃是破的，雪花随风飘到屋里。我一边答题，一边抖落卷子上的雪花，也是醉了。第二件事发生在复试。复试回县城了，在桦南二中。当时家里生活困难，没有手表，我就把家里的马蹄表带来了，放在书桌里。一边苦思冥想答题，一边听着嘀嗒嘀嗒的表声，越答不上来，嘀嗒声越响、越急。好不容易把第一科考完了。从第二科开始就不带表了，因为我觉得监考老师在黑板上画的表挺实用的。”

应了那句后生可畏的话，己华他们几个应届生办事没包袱，又认真仔细，笔杆子也给力，后来发展得最好。我提议办个“班报”，他们几个最积极，写稿、排版、刻蜡板、油印，天天乐得屁颠屁颠的。可惜我存了几十年的“班报”不知收哪儿去了。

大家都鼓励我写下去，张荣留言：“我们都有许多珍贵的回忆。老李写的回忆就很精彩，我看比以前的知青电视剧里的情节要真实，因为那些导演没有经历过，演员也没法感受和体会当年我们的心情。老李完全可以写成回忆录，传世之作，让我们的后代记住知青的一代是怎么回事。”